作者先容：熊易寒，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政治社会学和比力政治学。

本文转载自《学术与社会》，原题：学术民工心灵史一、人生的岔路口1999年9月，某个阳光辉煌光耀的日子，我乘坐姑父的小车，进入了我的大学。差不多同一时间，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那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至于我忘掉了日期。在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岔路口。

在那一天，我和同桌兄弟一起离别了农村，差别的是，我管理了户口迁移手续，而他的户口还留在原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同桌兄弟保持着密切联系。

我跟他讲述大学里的逸闻趣事，富厚多彩的校园生活；他跟我诉说工厂劳动的酸甜苦辣，在那里，再没有人浏览他漂亮的钢笔字，再没有人崇敬他富厚的历史知识，才气在忙碌的流水线上找不到位置。尤其让他感应挫败的是，高中结业的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初中结业生的治理。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唯一的配合点是我们都市诉苦食堂的糟糕伙食。

约莫一年以后，随着他事情所在的频繁变更，随着我们配合话题的日益淘汰，我们徐徐失去了联系。直到2009年的春节，我们在老家的陌头不期而遇。他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的妻子牵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匹俦现在东莞打工，哺乳期的小儿子跟在身边，上学的女儿交由老家的怙恃照看。

我们激动地交际着，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发问，而他最体贴的问题是我一个月赚几多钱，穷追不舍，让我不知所措。临别握手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右手失去了两根手指！我蓦地想起，在多年前通电话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一个工友不小心轧断了手指，这让他忧心忡忡：有一天我的手指会不会也被机械轧断？他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几天后我打已往却是空号。

在那一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想起十年前的九月，从那时起，我们便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只是其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十年以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政治学者，而他和他的孩子则成为我的研究工具——农民工及其子女。运气让我们看起来如此差别，而我知道，我们曾经何等地相似。二、命定的博士论文现在想起来，我的博士论文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似乎是掷中注定的。

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要问我是谁 已往我总羞于回覆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他们的爸爸妈妈 送他们上学不是开着本田就是开着捷达而我 坐的三轮大板车甚至没有装马达……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刻意，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都会化的孩子”。

其时，我和身边的朋侪一样，无法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决绝，那么冒险。直到写博士论文后记的时候，我才逐渐明白自己的选择。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

我的运气曾经与他们如此靠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助，然后拿着向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结果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确，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只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暂时工补助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

一个从中部农村走进大上海的青年，虽然只是一介穷书生，每月拿着微薄的津贴，不得不四处兼课以求温饱，为什么却会与这些孩子及其父辈有着完全差别的生命体验？这就是阶级政治与身份政治的秘密。不管我与底层有何等亲近，我还是逐渐地脱离了这个阶级。我走上了一条通往都会中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只管只是“慢车道”），而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谁人决议我运气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门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三、都会化的孩子当我把新出书的博士论文《都会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送给一位朋侪时，她脱口而出：“都会化的孩子？应该是都会化的私生子吧？”这句犀利的玩笑话让我在惊惶之余倍感贴切。我之所以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都会化的孩子”，是因为：首先，他们都是在今世中国高歌猛进的都会化浪潮中出生和发展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都会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履历一个都会化的历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都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心智、看法、气质和认同，李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都会化”；最后，他们所履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都会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挤的“半都会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都会化来获得解决。

要研究这样一个群体，就必须把他们放到都会化的时间脉络与都会的空间格式当中来思考，而不是把他们悬置在一个空洞的、无差异的、没有质感的时空之中。“都会化的私生子”这个说法虽然刻薄，却也道出了部门的真相。

一方面，我们的都会化离不开农民工及其子女，他们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价钱优势，也是都会化率中的鲜明亮丽的数字；另一方面，他们却存在于一个半正当的灰色空间里，好像私生子一般见不得光，他们不是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