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海内曾掀起了一股编译热潮。据谭汝谦统计，1896至1911年间的988种日文书籍中译本中，历史类有238种，其中世界历史有175种，尤以亡国史、维新史、革命史等著述为主。

波兰因其特殊的境遇在域外亡国书写中显得格外突出，成为“弱小民族”的代表之一。《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游学译编》等报刊上也刊载了种种各样关于波兰衰亡史事的书写。　　《波兰死亡记》　　魏源《海国图志》曾从地理位置、地形、物产、人种、民俗、政治制度等方面临波兰举行先容，其时波兰主要作为一种异域风物而存在，外交上的失败和民族运气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但甲午战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896年梁启超撰写《波兰死亡记》，劈头从波兰衰亡史事讲起，先叙波兰平民沦为亡国奴后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惨状，继之以对波兰海内政治糜烂、一味妥协的形貌，以波兰终被朋分作结。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作为史家发出的“论曰”，强调波兰覆亡很大水平源于“不图自强而欲庇大国之宇下，借他人之掩护”，“波兰者，其亦自亡而非俄之亡也”（《时务报》1896年8月第3期）。忽略地理和自然，转而强调政治教训，这是梁启超《波兰死亡记》的关切。

笼统的“世界”视野为殖民/被殖民的不平等国际结构所取代，波兰开始被作为中国的镜鉴。今后，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波兰分灭记》也是藉政治教训为变法张目。

而1901年7-8月，梁启超又在《清议报》上分三次连载了《灭国新法论》。他把波兰与印度、朝鲜、菲律宾等国并置入沦为殖民地的国家谱系里，十分犀利地指出：“昔之灭国如虎狼，今之灭国如狐狸。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照料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英华已竭，时机已熟也。

”（《清议报》第89期）　　《波兰国的故事》 　　也在1901年，孙翼中以“独头山人”的笔名在《杭州白话报》上揭晓了《波兰国的故事》，作为“演书”之一种。这是对历史的一种通俗化演义，出之以白话说书的形式。《波兰国的故事》中隐约提及梁启超大作，确证了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厥后有个有名的人，作了一篇论说，说道俄罗斯放出那如狼似虎的手段，吞灭各国。

”但作为演义，作者从鲁西三兄弟说起，引入灵鸟等神话，一路而下，俄国如何步步紧逼，波兰君臣如何糜烂无能，最终波兰国王让位，被俄国占领，语言文字也只准使用俄文，波兰真正死亡。没有百科全书式地枚举知识，也制止直接长篇大论地揭晓政见，而是发挥“演义”特长。

好比关于流放场景，《波兰死亡记》中仅有数句，《波兰国的故事》中则铺陈为数百字的人物群像速写。　　演书接纳中国年号纪年方式，在叙述波兰衰亡危机的重要时刻，通常泛起“乾隆二十八年”“乾隆三十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六十年”和“嘉庆二十三年”这样的表述，在时空上越发强了中国和波兰之间的可类比性。

而在对波兰历史和现实的形貌中，也到处注意凸显其海内政治情势险恶、党争猛烈的形象。开场白中更直陈：“你们再不明确，再不振作，恐怕别人把咱们堂堂中国也看成波兰看待了。”显然，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让孙翼中的民族主义关切体现得更为强烈。

　　《瓜种兰因》 　　关于波兰的叙述，尚有一部戏剧值得注意，这就是汪笑侬新编京剧《瓜种兰因》。此剧主要依据薛公侠译述的《波兰衰亡史》（镜今书局1904年）为底本改编而成，而薛译的原本则是日人涩江保所作《波兰衰亡战史》。这本书在清末至少有3种中译本。青年柳亚子曾受此书“保种敌忾之旨”的激励，周作人也读过此书。

1904年8月《瓜种兰因》在上海首演，剧本第一本也连载于陈独秀所编《安徽俗话报》第11-13期。　　《瓜种兰因》与其他波兰亡国书写的区别在于，它重新界说了各国在波兰亡国中饰演的角色，土耳其被归罪为朋分的元凶。但此前梁启超、孙翼中的文本，更强调波兰亡国主要源于俄国的介入以及“人民不得与政治”，土耳其更多是以反抗沙俄的同盟形象泛起的。此剧演出后，汪笑侬的挚友陈去病评论道：“惟盲于其事者，咸谓所演乃今俄日战争之事，谁为高丽人，谁为日本人，瞽说纷纷闻之。

”（《警钟日报》1904年8月16日）他指出从接受者的角度，这部剧可以被视为日俄战争的一种影射，波兰被认为是朝鲜，而日本被看成像土耳其一样，以同盟之名行吞并之实。更进一步，波兰也不仅影射面临亡国风险的朝鲜，更指向危机重重的其时的中国。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东北举行的，中国所面临的正是几个帝国的夹击。汪笑侬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居心通过模糊或虚构史实来警醒中国的观众。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特别注意到《瓜种兰因》在地缘政治想象上的特殊价值。她认为汪笑侬的改编具有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指向。一方面，一直被视为是中华文明圈内“同文同种”的日本如今已倒戈相向，不停挑战中国和朝鲜，中国不光无力掩护自己的藩属国，自身也受到严重威胁，东亚的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与波兰建设起一种连带感，这讲明以传统儒家文化或地理邻近为联系的认同体系已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在殖民体系中相似的结构性位置，配合的殖民遭遇和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热情（参见《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瓜种兰因》中波兰国王恪守的僵化的“种教”看法被证明不再具有约束力，而一种对政治职位、政治原则的新明白，才是民族独立以及跨民族团结的可能保障。如此看来，汪笑侬《瓜种兰因》这个文本凝聚了中国知识人在世纪之交的一种政治无意识。

　　作为“上演”的戏剧，《瓜种兰因》不能只归纳综合化地敷演史事，而必须将矛盾冲突集中落实到详细的角色和情节上。汪笑侬强化了礼仪冲突的重要性，似乎宴会礼仪是波兰亡国的直接导火索。这让人遐想起乾隆时期马嘎尔尼访华事件。

这种情节摆设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近代中国在进入全球空间时的焦虑。这个外交礼仪冲突的情节很可能是作者的虚构，但这个情节很是能够感动中国观众。相比《波兰死亡记》和《波兰国的故事》，《瓜种兰因》没有对亡国原因举行深层反思。这可能是源于舞台演出形式上的限制，但更有可能的是，《瓜种兰因》有意识强调国民在历史转折中所要饰演的角色。

汪笑侬塑造了一个卖国求荣的侍卫王国奴，而他出卖祖国竟源于一次小小的私人口角。名字的谐音已反映出作者的爱憎，作者是想为新式国民敲响警钟，进一步叫醒国民负担救亡国家的责任。　　如果说孙翼中《波兰国的故事》以中国年号记载波兰历史更多是为了给对世界尚觉生疏的读者增加一些利便，那么，汪笑侬改编剧作时则有意把已经处于已往时的波兰亡国史予以“今世化”，通过时事与历史的融会，拉近了时空距离，强化了一种“同时代感”。

于是，波兰亡国的历史真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引导观众通过穿透剧场里的亡国故事，正确读解出隐藏的全球想象与危机灵告。（via 社会科学报 点击“相识更多” 获取全文）。